我們談到國家戰略，肯定有經濟學的含義，我們談空間的梯度發展，往往是借用了物理學的耗散結構，就是在一個非平衡的狀態下，通過一種無序的發展或者重點的發展使這種現象達到一種平衡的狀態。最早我在學習經濟學的時候對耗散結構還是非常感興趣的，就是非平衡的發展戰略。
改革開放四十年里，中國的發展軌跡也是堅持一種非平衡的發展戰略去發展的。但是，非平衡戰略或者耗散結構戰略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開放，如果系統是封閉的或者不是開放的，耗散結構理論是不可能發揮極大效應的。
可以看到，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發展規律，就是由點到線再到面的發展，也就是小安老師說的，從一個點向一個城市群再向一個更大的經濟帶去發展。世界各國都逃脫不了這個規律，在開放的過程當中必然會出現空間極化發展的問題，通過空間的極化發展，最終達到區域的協同發展，我們的國家區域發展戰略就是這樣，同時，也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
對于我們國家來講，我們采取的是一種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戰略，國家的各行各業發展的重大問題，全局問題都是通過政府的國家發展戰略來實現的。地方為什么熱衷于將自已所處區域上升到國家發展戰略？因為有各種政策、機制和資金的紅利。
比如海南最近開放的紅利很大，內地的所得稅可能達到百分之四十五，但海南作為國家戰略區域對標的是世界稅收最低的區域，香港和澳門是百分之十二。在內地工作年薪三百萬的話，交稅要交一百多萬，要是到海南只交三十萬就解決問題了。這項政策出來之后，會有一大批企業在海南注冊，在海南創業發展，這必然推動這個區域的社會經濟的發展。由此可見，國家戰略的紅利對地方經濟發展推動的作用是巨大的。
國家戰略的旅游意義是什么？能不能在國家戰略的基礎上把旅游效應發揮到極致？這就是旅游規律和國家戰略的吻合度問題。
京津冀協同發展是國家戰略，但旅游發展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上有沒有意義？因為京津冀協同發展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不是旅游的問題。通過兩三年的發展，旅游的意義并沒有顯著地表現出來，所以考慮旅游的問題就要考慮這種戰略的發展方向和旅游自身的規律的吻合度，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所以在這項戰略的梳理當中，我認為長江經濟帶和我們的旅游意義吻合度是比較高的。大家知道，長江經濟帶目前的經濟總量大體占到全國的百分之四十，人口總量基本上是在百分之四十左右，所以就形成了三個不同的經濟發展的梯度。最高的經濟梯度是長江的下游的長江三角洲，這是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長江的中游也有一批城市群，就是經濟發展的中部地區。我們還有長江的上游，也就是大四川，基本上也形成了一批城市群。這樣的經濟梯度帶動的經濟總量和人口總量是非常龐大的。
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們的空間結構主要就是構建中國的“T型”區域發展結構，先是沿海開放，我們現在已經完成，接著就是長江經濟帶。這樣就會出現由沿海的開放向內地縱深發展的格局，長江經濟帶的發展在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當然，從旅游的角度來講，長江經濟帶的發展與旅游的吻合度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一個國家發展旅游是要借用兩類資源：一類就是自然資源，一類就是文化資源。從自然資源和文化資源來講，長江流域兩類資源都是具備的。以長江和黃河為主要代表江河旅游，在我國旅游空間體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從自然角度來說，黃河和長江是我國兩大主要水系，水系、山勢景觀十分豐富，眾多的景觀分布在這兩大水系和流域中，從歷史角度來說，古代社會由于生產力低下，人們為了解決運輸問題，主要是依靠江河自然條件來實現，因此，沿江、河聚居便成為那個時代人的必然選擇，因此，黃河和長江也是中華民族的發詳地和生息地，因此，黃河和長江也是中華文化帶。
在黃河和長江由于人的生活和生產方式的固化，形成建筑、禮儀、風俗、習慣、節氣、服飾、音樂、藝術、制度的沉淀，還包括眾多古城、古街、古墓、古道、古廟和古居，所以長江流域文化資源是非常重要的，自然資源也非常好。
這兩類資源在長江經濟帶都是具備的，如果一個區域具備這樣兩類資源，打造成為世界旅游高地就是具備了資源條件的，長江經濟帶的旅游發展和整個戰略的吻合度就是一致的。
長江經濟帶的旅游發展需要形成一個帶狀的旅游區域，即要跨多個行政區域，經濟區域、旅游區域和行動區域三者結合在一起，帶狀型旅游目的地，由于跨多個行政區域，要形成一個有世界競爭力的旅游現象，區域旅游合作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沒有一個區域旅游的合作框架，沒有一個區域旅游合作機制，再好的文化和自然資源都難以發揮其效用。區域合作最大的難點就是要突破行政區域。構建一個主題明確、產品協同、市場分工協作的大旅游格局，就是要打破原先的行政區域，所以就會出現一種區域的合作。
中國區域合作是非常困難的事情。我國的旅游管理機構是按照區域行政關系建立的，各個旅游行政管理機構受行政關系的制約，是不會考慮區域旅游關系的，“屁股決定腦袋”，“坐什么位子說什么話”，這就是我國所有的旅游地區提出建立旅游目的地主要原因。
然而，從旅游市場以及旅游流動來說，并不是以行政區域關系進行的，從旅游新空間結構來說，同一旅游區內各個地區扮演的角色與分工也是不同的，是不支持以行政區劃來構建旅游區域關系的。因此，如何根據江河帶狀區域關系建立相應的旅游協調機構，才能有效地保證旅游區域合作的開展。
區域的旅游合作是要借用資本、資源、技術、市場和交通的。長江三角洲的重要城市是上海。上海有資本、有技術、有市場、有交通，唯獨沒有資源。但是上海的周邊地區有豐富的旅游資源，怎么把這種資源“借過來”，發展上海的旅游經濟？上海創造了一個旅游集散體系，白天通過這個集散體系把來上海的人運到周邊，晚上再通過這個體系運回上海來消費。
江浙一帶就成了上海的旅游飛地，這種模式長期走下去，江蘇人民干不干？浙江人民干不干？肯定是怨氣很多，西安的旅游發展主要借助于臨潼，大量的游客到臨潼看兵馬俑，臨潼要賺錢賺不了，還要維持秩序，還要雇打掃衛生的員工，出了問題還要通報你，錢都讓西安人掙了，長期這樣下來積極性肯定不高。
區域合作問題在旅游發展的過程當中又不能回避，一個地區要想把旅游做強做大，加強區域合作是非常重要的。長江經濟帶和旅游的協同關鍵就是要破解行政區域合作的問題，為此，下一步長江經濟帶的發展當中對旅游的相互促進作用，我想提出幾點發展方向上的問題。
首先，是推進長江經濟帶，或者以長江經濟帶為核心推進中國旅游的高質量發展。中國旅游發展了四十年，現在我們反過來在想，這四十年的發展是不是高質量發展？中國的國土面積在世界上是比較大的，我們的歷史在世界上和各國相比也是比較悠久的，歷史悠久、文化燦爛，所以文化資源是非常豐富的。我們國家的地理形態和世界各國相比也是比較完整的，我們的政府也是對旅游最重視的，美國、日本對旅游的重視和我國相比不行，我們最重視了。
近幾年我們大量的資本往旅游上的投入也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我們的產出呢？現在我們的入境旅游還比不上泰國，去年我們純粹外國人旅游是兩千多萬，泰國是四千多萬，泰國的面積是什么面積？泰國的資源和中國相比是什么狀態？雖然中國旅游研究院做了很多數據，實際上我們仔細分析下來不是那么回事。
我們看國內旅游高質量發展就是在看過夜人數和平均消費，最近兩年平均消費是持續下滑的，過夜人數也是持續下滑的，這些都說明我們的旅游不是高質量發展。
要通過長江經濟帶的戰略去協同推進旅游的高質量發展，打造成為中國旅游的高地區域，也要通過長江經濟帶旅游發展，重構旅游的治理體系，提升旅游治理能力。可以說十九屆四中全會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國家治理能力。但衡量國家治理能力和國家治理體系最好的彰顯領域就是旅游，因為旅游是跨區域的，旅游是跨行業的，旅游是跨部門的，旅游便利化搞好了，說明國家的治理能力最起碼在地方層面搞好了。
目前，由于各方面的問題，說明我們的治理能力也有待提高，所以長江經濟帶的旅游發展，一個很重要的標志就是——長江經濟帶沿線的各個城市群在旅游便利化方面，旅游治理能力方面、旅游治理體系上怎么樣，這些可能是下一步長江經濟帶考慮的問題。
要創新合作機制，搭建合作平臺。其實區域合作無非就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合作層次，政府一個層次，企業一個層次，政府層面怎么合作，企業層面怎么合作。另一個是要素空間和產業，產業鏈怎么構建，空間形態怎么構建，這在長江經濟帶沿江省份需要好好研究一下。哪些地區是旅游集散地，哪些地區是旅游目的地，哪些地區搞什么旅游形態，需要搭建這樣一種合作形態。
建立多雙邊旅游合作機制，為長江流域城市旅游合作提供機制保障。主要負責制定與發布長江旅游合作協議、旅游發展標準及旅游服務準則等；制定旅游資源合作開發與保護、市場聯合營銷等合作策略；探索建立利益共享機制、利益補償機制、風險共擔機制等各種協調機制；完善并強化監督機制，對沿線城市旅游合作項目的投資、建設進行。
同時，搭建旅游合作平臺，定期組織不同類型的高端峰會、旅游論壇、重大節事活動，鼓勵沿線城市積極參與，為各類主體參與旅游合作搭建橋梁，分享旅游發展、資源保護與開發、城市管理等多方面的經驗，就旅游合作展開廣泛交流。最終通過創新區域合作機制，建立共享機制，促進沿線城市市場開放、文化互鑒、線路共享、信息共享、利益共享。
最后就是創造新的旅游消費的業態，中國的旅游消費業態現在發展非常緩慢，說了半天還是在觀光旅游業態，鄉村旅游還是觀光旅游業態，很多新型旅游業態在中國打不出來。比如技術性旅游，目前受到各種政策的限制做不起來，比如游輪、登山、滑翔這些掌握某種技術才能玩的旅游，這種形態一旦出現會對制造業產生很大的影響，長江經濟帶有很多江河資源，游艇能不能在江河上跑？能不能開展技術性旅游活動？要是把這些問題突破了會對中國旅游的消費產生很大的影響。
總之，在一個帶狀的旅游經濟發展區域內，加強行政區域合作，研究空間和產業形態，創新合作機制，搭建合作平臺，在資本、技術、市場、交通、資源等層面共建共享，做到可持續發展。提高旅游治理能力，鼓勵新技術的運用，創新旅游消費業態，以綜合帶動旅游產業各方面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