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红灯笼贴春联的余丰里民宿，大门紧闭。我们采访了十多家民宿主，他们的店分布在北京、南京、台州、杭州、厦门以及海外日本，有人每月房租成本逼近200万，如果再无订单，活不过一个月；有人投资2000万的店正准备开业，迎面赶上肺炎肆虐，只好就地解散员工。一个业主告诉一条，听到别的行业抱怨被腰斩都心生羡慕，因为民宿是直接业绩挂零。

　　城市民宿品牌掌宿在北京三里屯等热门地段拥有多处房源，疫情之下，房租压力巨大。不能坐以待毙，民宿老板们想尽办法自救：小业主想重回职场，用工资补贴房租，大品牌短租改长租，和自如等租房品牌厮杀。大家的共识是：2020年，盈利已是奢求，活下来，是唯一的目标。

　　疫情之下的民宿行业

　　“这个行业垮塌的一幕，我亲眼目睹了”

　　对民宿创业者金勰来说，这个新年本该是充满希望的：他投资的高端民宿余丰里终于要迎接第一个旺季了。

　　这个项目位于浙江临海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内，由百年历史建筑“余同丰”当铺和六十年历史的老仓库建筑群改建而成。改建过程花了四年，只设计费就将近200万，最终改造成本2000万。

　　2019年8月，台风利奇马登陆，临海是全国受灾严重的地区，整个市被淹。尽管余丰里选址在地势高位，店里也有半米深的积水，书籍、家具、电器、供电设备都损毁严重，重新整修又花了上百万。

春节前，余丰里终于被恢复到营业状态，小年之后，金勰和员工一起，陆续给店里挂上了喜庆的红灯笼，贴了窗花。房间在线上已经预定出八成，这意味着长假期间，三十多间客房肯定是全满的，大家都以为终于历尽波折，熬到了丰收的时候。

　　不对劲的信号大约从1月21日开始，那天，零星有客人希望退单。前一天晚上，钟南山院士接受央视采访，明确表示新型肺炎存在人传人的现象。好在临海毕竟和武汉有一定距离，行程受到影响的客人还是少数。

　　可惜坏消息并没有因为人们的乐观而停止。1月23日，武汉正式封城，全国各地的人都陆续开始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退单请求变得越来越多。24日，携程宣布酒店类产品全部无损退款，同一天，当地政府出台文件要求景区、酒店等相关行业关门歇业。

　　为了积极配合这个决定，来不及思量和反应，金勰和店员主动给还没取消订单的客人打电话沟通，完成了所有退款。除夕夜，他解散了20多名员工，只留下一人和他一起在店里值班，就这样过了最难忘的一个新年。和金勰不同，Davy经营的是一个城市艺术民宿品牌，名叫掌宿，在北京和南京运营着超过200套精装客房。

　　考虑到春节主要是家庭出游，对厨房的使用需求高，他们刚刚采买了大量厨房电器、厨具、餐具，还对房源做了集中修整。

　　掌宿的员工大多是外地人，节前，Davy一一和大家谈话，保证按照国家规定支付三倍工资，并且制定了详细的排班表，请求大家留下来。清扫的阿姨们是外包的，按工作量计费，但为了不出现用工荒，他也承诺支付给她们两倍工资。

　　Davy的合伙人二笼事后回忆，他早在一月中旬就看到过关于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新闻。民宿是个靠天吃饭的行业，二笼也隐隐担心会不会影响到和武汉距离相对更近的南京，但和同行交流后，他发现大家都比较轻松，相信疫情很快会得到控制，这个春节不会有什么不同。

　　对掌宿来说，变化同样来得猝不及防，运营后台用清晰的数据，记录了巨变发生的全过程：

　　1月21日，收到50个取消订单的请求，运营部门发出异常警报。

　　1月22日，南京地区退订率超过40%，北京超过35%。

　　1月24日大年三十，将近80%的订单被取消。

　　1月26日，2月份几乎所有订单被取消。

　　1月27日，2月之后能被退订的订单全部取消……

　　一年里，民宿入住率的波动随季节、假期呈现周期性规律，失去了开年最大的旺季，几乎可以断定，整个2020年都不太可能有盈利，活下去就是胜利。

　　二笼在一篇自述文章中写道：“我从来没有想过，城市民宿行业的毁灭或者末日是什么样。很幸运，或者，很不幸。这个行业垮塌的一幕，我亲眼目睹了。”

　　还能撑多久？

　　比起关店，那些远离疫情中心的同行，日子也并没有更好过一点。随着大陆游客纷纷取消出游计划，波及范围变得越来越广。中国台湾垦丁的一家民宿，入住率只剩一成。纸质预订登记本上，全是被白色涂改液覆盖掉的订房记录，却没有新的笔迹填入。

　　海外民宿品牌Ostay在日本运营着700多间房源，中国游客占客源的四成，但进入二月以后，日本国内和整个东南亚游客的出行意愿都在降低，受此影响，他们的订单掉了一半。Ostay在泰国的200多间民宿，情况也类似，目前入住率下降了三成。

　　作为景区内的高端民宿，余丰里的客房单价在800到1600元一晚之间浮动，每关闭一天，就要损失4万左右的营业额，以此粗算，一个月损失上百万。

　　寒冬、腰斩这样的词已经不足以形容民宿行业的现状，“我们直接是被归零了”，金勰说。

　　还能撑多久？妥善处理好订单退款之后，这是每个民宿运营者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

　　抗风险能力最低的，是2019年开业的新店。对他们来说，签约时的房租价格在高位，而大量资金用在前期投入上，还没有开始回流，一切储备都在低位，几乎承受不起任何波折。阳朔的一家民宿主在网上求助，据他描述，往年春节当地一房难求，他去年投资300多万开了一家店，其中有200多万是贷款和借款，现在仅仅是还贷压力已经让他不堪重负。

　　淇淇2018年在广西北海的涠洲岛租了一栋房子做民宿，是民宿业主中的个体户。封岛后，公共交通一度中断，她被取消了五次机票、一张高铁票，才终于得以离岛，回到成都的家里。这段时间，她甚至想过要不要重新去找个工作，用工资补贴自己的小店。

　　西湖边的民宿经营者告诉一条，他们的租金和杭州最高端的CBD写字楼相当，再加上竞争激烈，原本利润就很薄，2019年将将打平，半个月没有进账就已经难以为继，现在已经有些店主考虑要关店了。但更无奈的是，行业正值最低谷，前景又不明朗，连转让都没有人愿意接手，只能自己咬牙继续承担亏损。

　　Davy给我们算了更详细的一笔账：

　　他们在北京的房源，月租金平均在每套8000元左右，南京每套4000到5000元，单是租金成本，一个月就要120万到150万左右。而且年后是续租的高峰期，很多房子需要在最近付一个季度甚至半年的租金。

　　除此之外，网费、办公室租赁、库房租赁、线上系统维护等等都是固定成本，几乎不会因为入住率降低而减少，每隔几天，都有新的账单被递到他手里。再算上额外高价采买的消毒用品，零零总总加起来，他们一个月至少需要200万的运营资金才能周转下去，这意味着如果掌宿什么也不做，公司支撑一个月都很困难。

　　比起资金上的损失，更让Davy担心的是，经此一役，从业者和消费者都会对行业失去信心，这才是比疫情更长久的打击。

　　年前，冲着翻倍工资，掌宿的外包团队中有8个清扫阿姨选择留在北京，但现在，她们没活干，没有收入，吃住都成问题。另一边，大多数农村都封闭了，连家也回不去，“都哭过好多次了。”Davy给她们安排了临时宿舍，又尽量找些活给她们干，比如趁着空置的时候，对重点房源做平时来不及做的深度整修和清洁，供她们维持基本生活。

　　Ostay的CEO郭洁琳也遇到了安抚员工的问题。疫情新闻最集中的那段时间，她在日本的一家店正好接待着来自武汉的客人，这引起了清扫人员的恐慌。直到客人用出行记录解释自己在封城前就离开了武汉，并且已经超过14天没有任何症状，才得以平息。

　　自救

　　疫情发生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朱武祥面向995家中小企业发放了问卷，其中涵盖了旅游、酒店、民宿行业，结果显示，34%的企业只能维持一个月，85%的企业最多维持三个月。

　　和大多数中小企业相比，民宿面临的前景则更加艰险。这一周，各个城市都明确规定了员工复工的时间点，大多在2月10日左右就可以恢复生产经营，但民宿一来不是社会刚需，二来会造成流动人口聚集，很多地区的政府通知文件上都写着：“即日起关停”、“开业时间另行通知。”

　　对于身处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的从业者来说，参与疫情救援就是自救的第一步。1月25日左右，武汉住宿业的小型从业者成立了行业联盟，统一调度，免费接待通勤受限的医务人员入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