掛紅燈籠貼春聯的余豐里民宿，大門緊閉。我們采訪了十多家民宿主，他們的店分布在北京、南京、臺州、杭州、廈門以及海外日本，有人每月房租成本逼近200萬，如果再無訂單，活不過一個月；有人投資2000萬的店正準備開業，迎面趕上肺炎肆虐，只好就地解散員工。一個業主告訴一條，聽到別的行業抱怨被腰斬都心生羨慕，因為民宿是直接業績掛零。

　　城市民宿品牌掌宿在北京三里屯等熱門地段擁有多處房源，疫情之下，房租壓力巨大。不能坐以待斃，民宿老板們想盡辦法自救：小業主想重回職場，用工資補貼房租，大品牌短租改長租，和自如等租房品牌廝殺。大家的共識是：2020年，盈利已是奢求，活下來，是唯一的目標。

　　疫情之下的民宿行業

　　“這個行業垮塌的一幕，我親眼目睹了”

　　對民宿創業者金勰來說，這個新年本該是充滿希望的：他投資的高端民宿余豐里終于要迎接第一個旺季了。

　　這個項目位于浙江臨海臺州府城文化旅游區內，由百年歷史建筑“余同豐”當鋪和六十年歷史的老倉庫建筑群改建而成。改建過程花了四年，只設計費就將近200萬，最終改造成本2000萬。

　　2019年8月，臺風利奇馬登陸，臨海是全國受災嚴重的地區，整個市被淹。盡管余豐里選址在地勢高位，店里也有半米深的積水，書籍、家具、電器、供電設備都損毀嚴重，重新整修又花了上百萬。

春節前，余豐里終于被恢復到營業狀態，小年之后，金勰和員工一起，陸續給店里掛上了喜慶的紅燈籠，貼了窗花。房間在線上已經預定出八成，這意味著長假期間，三十多間客房肯定是全滿的，大家都以為終于歷盡波折，熬到了豐收的時候。

　　不對勁的信號大約從1月21日開始，那天，零星有客人希望退單。前一天晚上，鐘南山院士接受央視采訪，明確表示新型肺炎存在人傳人的現象。好在臨海畢竟和武漢有一定距離，行程受到影響的客人還是少數。

　　可惜壞消息并沒有因為人們的樂觀而停止。1月23日，武漢正式封城，全國各地的人都陸續開始意識到疫情的嚴重性，退單請求變得越來越多。24日，攜程宣布酒店類產品全部無損退款，同一天，當地政府出臺文件要求景區、酒店等相關行業關門歇業。

　　為了積極配合這個決定，來不及思量和反應，金勰和店員主動給還沒取消訂單的客人打電話溝通，完成了所有退款。除夕夜，他解散了20多名員工，只留下一人和他一起在店里值班，就這樣過了最難忘的一個新年。和金勰不同，Davy經營的是一個城市藝術民宿品牌，名叫掌宿，在北京和南京運營著超過200套精裝客房。

　　考慮到春節主要是家庭出游，對廚房的使用需求高，他們剛剛采買了大量廚房電器、廚具、餐具，還對房源做了集中修整。

　　掌宿的員工大多是外地人，節前，Davy一一和大家談話，保證按照國家規定支付三倍工資，并且制定了詳細的排班表，請求大家留下來。清掃的阿姨們是外包的，按工作量計費，但為了不出現用工荒，他也承諾支付給她們兩倍工資。

　　Davy的合伙人二籠事后回憶，他早在一月中旬就看到過關于發現新型冠狀病毒的新聞。民宿是個靠天吃飯的行業，二籠也隱隱擔心會不會影響到和武漢距離相對更近的南京，但和同行交流后，他發現大家都比較輕松，相信疫情很快會得到控制，這個春節不會有什么不同。

　　對掌宿來說，變化同樣來得猝不及防，運營后臺用清晰的數據，記錄了巨變發生的全過程：

　　1月21日，收到50個取消訂單的請求，運營部門發出異常警報。

　　1月22日，南京地區退訂率超過40%，北京超過35%。

　　1月24日大年三十，將近80%的訂單被取消。

　　1月26日，2月份幾乎所有訂單被取消。

　　1月27日，2月之后能被退訂的訂單全部取消……

　　一年里，民宿入住率的波動隨季節、假期呈現周期性規律，失去了開年最大的旺季，幾乎可以斷定，整個2020年都不太可能有盈利，活下去就是勝利。

　　二籠在一篇自述文章中寫道：“我從來沒有想過，城市民宿行業的毀滅或者末日是什么樣。很幸運，或者，很不幸。這個行業垮塌的一幕，我親眼目睹了。”

　　還能撐多久？

　　比起關店，那些遠離疫情中心的同行，日子也并沒有更好過一點。隨著大陸游客紛紛取消出游計劃，波及范圍變得越來越廣。中國臺灣墾丁的一家民宿，入住率只剩一成。紙質預訂登記本上，全是被白色涂改液覆蓋掉的訂房記錄，卻沒有新的筆跡填入。

　　海外民宿品牌Ostay在日本運營著700多間房源，中國游客占客源的四成，但進入二月以后，日本國內和整個東南亞游客的出行意愿都在降低，受此影響，他們的訂單掉了一半。Ostay在泰國的200多間民宿，情況也類似，目前入住率下降了三成。

　　作為景區內的高端民宿，余豐里的客房單價在800到1600元一晚之間浮動，每關閉一天，就要損失4萬左右的營業額，以此粗算，一個月損失上百萬。

　　寒冬、腰斬這樣的詞已經不足以形容民宿行業的現狀，“我們直接是被歸零了”，金勰說。

　　還能撐多久？妥善處理好訂單退款之后，這是每個民宿運營者問自己的第一個問題。

　　抗風險能力最低的，是2019年開業的新店。對他們來說，簽約時的房租價格在高位，而大量資金用在前期投入上，還沒有開始回流，一切儲備都在低位，幾乎承受不起任何波折。陽朔的一家民宿主在網上求助，據他描述，往年春節當地一房難求，他去年投資300多萬開了一家店，其中有200多萬是貸款和借款，現在僅僅是還貸壓力已經讓他不堪重負。

　　淇淇2018年在廣西北海的潿洲島租了一棟房子做民宿，是民宿業主中的個體戶。封島后，公共交通一度中斷，她被取消了五次機票、一張高鐵票，才終于得以離島，回到成都的家里。這段時間，她甚至想過要不要重新去找個工作，用工資補貼自己的小店。

　　西湖邊的民宿經營者告訴一條，他們的租金和杭州最高端的CBD寫字樓相當，再加上競爭激烈，原本利潤就很薄，2019年將將打平，半個月沒有進賬就已經難以為繼，現在已經有些店主考慮要關店了。但更無奈的是，行業正值最低谷，前景又不明朗，連轉讓都沒有人愿意接手，只能自己咬牙繼續承擔虧損。

　　Davy給我們算了更詳細的一筆賬：

　　他們在北京的房源，月租金平均在每套8000元左右，南京每套4000到5000元，單是租金成本，一個月就要120萬到150萬左右。而且年后是續租的高峰期，很多房子需要在最近付一個季度甚至半年的租金。

　　除此之外，網費、辦公室租賃、庫房租賃、線上系統維護等等都是固定成本，幾乎不會因為入住率降低而減少，每隔幾天，都有新的賬單被遞到他手里。再算上額外高價采買的消毒用品，零零總總加起來，他們一個月至少需要200萬的運營資金才能周轉下去，這意味著如果掌宿什么也不做，公司支撐一個月都很困難。

　　比起資金上的損失，更讓Davy擔心的是，經此一役，從業者和消費者都會對行業失去信心，這才是比疫情更長久的打擊。

　　年前，沖著翻倍工資，掌宿的外包團隊中有8個清掃阿姨選擇留在北京，但現在，她們沒活干，沒有收入，吃住都成問題。另一邊，大多數農村都封閉了，連家也回不去，“都哭過好多次了。”Davy給她們安排了臨時宿舍，又盡量找些活給她們干，比如趁著空置的時候，對重點房源做平時來不及做的深度整修和清潔，供她們維持基本生活。

　　Ostay的CEO郭潔琳也遇到了安撫員工的問題。疫情新聞最集中的那段時間，她在日本的一家店正好接待著來自武漢的客人，這引起了清掃人員的恐慌。直到客人用出行記錄解釋自己在封城前就離開了武漢，并且已經超過14天沒有任何癥狀，才得以平息。

　　自救

　　疫情發生后，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系教授朱武祥面向995家中小企業發放了問卷，其中涵蓋了旅游、酒店、民宿行業，結果顯示，34%的企業只能維持一個月，85%的企業最多維持三個月。

　　和大多數中小企業相比，民宿面臨的前景則更加艱險。這一周，各個城市都明確規定了員工復工的時間點，大多在2月10日左右就可以恢復生產經營，但民宿一來不是社會剛需，二來會造成流動人口聚集，很多地區的政府通知文件上都寫著：“即日起關停”、“開業時間另行通知。”

　　對于身處湖北等疫情嚴重地區的從業者來說，參與疫情救援就是自救的第一步。1月25日左右，武漢住宿業的小型從業者成立了行業聯盟，統一調度，免費接待通勤受限的醫務人員入住。